上海大学校报电子版 - 第900期(2017年9月25日) - 第04版:第四版      语音播报
 

海派文化的坚守者

洪佳惠



2014 年,钱乃荣在上海古籍书店作讲座


  钱乃荣男,1945年2月生,上海人。文学院教授,著名语言学专家。历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语言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1985年和1988年应邀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语言分析中心客聘语言学副研究员,1991年起应聘日本国立福井大学外国人教师3年。其研究领域涉及汉语语言学、方言学、文学、都市民俗文化等多个领域。致力于吴语研究和方言保护,出版有《当代吴语研究》《上海话大词典》等近四十多部著作,并在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有200余篇论文。
  作为著名语言学家和沪语专家,钱先生与上海话的结缘来自于自小浸淫的海派文化。幼年时,他居住在卢湾区复兴公园附近,那一带在老上海时代就是著名的商业街,也是海派文化的聚集地。
  自小浸淫于“海派游戏”
  在弄堂里,钱先生学会了唱戏。中学时就读于向明中学,与同学们一起上台表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沪剧《碧落黄泉》、滑稽戏《开无线电》等折子戏。
  钱先生从小就是一名“流行文化小潮人”。小时候,留声机播放的催眠曲伴随着他入睡。周璇的《苏州河边》,是他从小嘴边的旋律。《毕业歌》钱先生也是从唱片中学会的。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购买唱片。说起这段往事,钱先生眼神中竟然有几分调皮:“有一次,听到弄堂里人家在播《婚姻曲》,我就想要买这张唱片。当时唱片的售价是1块钱,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很昂贵的,我就把家里旧的、不喜欢听的唱片拿去换,终于买到手了。”
  钱先生家里收藏着很多黑胶唱片。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像淘旧书一样去淘老唱片。编写《上海老唱片》时,他已经拥有了许多唱片。其中有一些非常昂贵,比如1903年外国人出的第一批小唱片,时长只有大约2分钟,卖家要价九千块,他收了。“千金难买心头好。”见到喜欢的东西,钱先生不惜代价。不光是金钱,还有时间和精力。为了完成《上海老唱片》这本书,他用了一年时间整理所有的材料,打字打到手麻。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出了精装本,一共收录了410段录音。钱先生还把所有当时的戏曲和歌曲编成目录,作为书的附录。对于这样工作量巨大的“工程”,钱先生笑着说“我想到了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说起糖纸头,钱先生更是津津乐道:“上海有一个糖纸头协会找过我几次,他们搜集不到20世纪50年代的糖纸头。那个时候的糖纸头是最漂亮的,因为当时上海滩上许多会画图的人,不能画月份牌了,因此被许多厂家请去画宣传画。除了糖纸头,还有花绢头,就是花手帕也非常漂亮。另外,还有连环画,50年代的连环画我到现在还藏着。1927年,上海世界书局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连环画,后来就成为全国性风潮,持续了整整一个甲子,到了90年代初才衰落下来。这本身也是海派文化,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连环画的文章。”
  钱先生将现在的成功归功于自小的爱好,只不过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收集的糖纸头就是“海派文化”的一种,到了今天甚至可被称为“非物质遗产”。平常人看来枯燥的研究工作,钱先生乐在其中。他说:“一个人研究自己的爱好,不断积累自己的爱好,可以度过快乐的一生。”
  与中文系共同成长钱先生1981年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复旦分校中文系工作。那时,复旦分校刚创立不久,系主任是复旦著名教授翁世荣。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中文系“热气腾腾”的。钱先生一到学校,就与刚从复旦分校中文系毕业的金冠军一起带班。金后来担任了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院长。
  当时因为社会上秘书人才紧缺,所以学校办了学制较短的两年制秘书专业班。班里学生大多是回沪知青,虽然年纪比较大,但学习发奋。钱先生担任班主任,金先生担任政治指导员,把这个班级带成了标兵班。团市委曾组织各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代表前来取经。虽然复旦分校场地有限,师资紧张,但整个学校的氛围却是生气勃勃的。
  之后,复旦分校并入原上海大学,最后合并进了上海大学。文学院也从三门路搬迁到延长路,再搬迁到上大路。钱先生可以说是同文学院一同成长起来的。1997年4月起,钱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在他的任期内,中文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人才建设方面,引进了如王晓明、蔡翔、王光东、葛红兵等诸多在现当代文学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学者;在学科建设方面,现当代文学、语言学、古典文学相继申请到了硕士点,为博士点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学生培养方面,从复旦分校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一直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系,为学校和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
  作为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钱教授认为培养学生的关键词是“创造性思维”。小时候模仿性思维最强的人最聪明;中学里,重复性思维成为了主导,也就是说“背书背的最好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之后,就需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并不是书看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思考问题。大学需要的不是完全归纳性的思维,而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要有质疑的能力。质疑能力是获得创造性思维的一条路径。钱先生主编《现代汉语》时,编写的理念就是所有的理论或观点都是允许讨论的。因此,书中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观点,都用小字标识出来,供读者参考。
  方言反映了这方人与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表征和载体,那么语言变化的背后是否有着文化发展的因素?从另一方面来说,方言是“人”的方言,一种方言是否反映着一方水土“人”的性格呢?对于这两个互有关联的问题,钱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
  钱先生以沪方言的变化,说明了方言同人与文化的关系。在上海开埠前,松江是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清嘉庆十年(1805年)演变为1府(松江)7县1厅,上海是松江其中一个县。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人口聚集了,话也集聚了,上海话渐渐成为独立于松江话的方言,这就是上海话的诞生。
  越是发达的地区语言发展也越是快。开埠以后,上海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随之,使用上海话的群体扩大了,上海话在租界、闸北、南市这些地方飞速地发展起来。依据当时传教士记录下来的上海话语音,钱先生翻译出版了1869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口语语法书。那时,上海话有63个韵母、8个声调。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话韵母大量合并了,不到50个。到现代,只剩下32个韵母、5个声调了。上海话声调在吴语中本来是最多的,到了现代却成了最少的。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加快了方言的变化,使上海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以称得上是近代方言发展史的奇迹。许多上海年轻人到乡下听不懂老年人说的老上海话,这种情况钱先生到奉贤搞“四清”运动时就注意到了。
  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化,使世界各国的人汇集于上海。上海话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学堂、铅笔、橡皮、课程(course)等都是当时在上海产生的词汇。有一些词汇意义扩大了,比如“混腔势”(chance)混的就是一个机会,“拉斯卡(lastcar)”原意是“最后一班车”,后来扩展为“最后”的意思。除了西洋文化,上海受到日本新词的影响也很大,“社会”“艺术”“文化”“抽象”“具体”“共产党”“社会主义”,这些词汇都是直接从日语中借用过来的。还有医学上的许多词语,比如“内科”“外科”“小儿科”等也是从日语中借用的。上海吸收了很多外来词,其中大量的词语又被普通话所吸收。这就是语言变化的奇妙。所以上海话如果消失或衰落了是很可惜的,因为其中深藏着很多海派文化的因素。
  人和方言之间也有着相似的关联。钱先生以上海话中的几个常见词汇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派头”:是英语中的“pattern”的音译,也就是格调的意思,在上海话中引申为一个人做事情的气派。这影响到了整个上海文化,一个人“派头”大,大家都看得起。有些人即便家里很穷,在外面待人接物派头还是很大的,这就是一种海派文化。“脚碰脚”:上海是商业社会,大家从十六铺码头上来的时候都是脚碰脚的,所以上海话中的“脚碰脚”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的意思。从最底层做起在上海的奋斗,包括杜月笙也是从椠生梨做起来的。“脚碰脚”这个词,代表了当时来上海求生时的状态。“实打实”:是说做事情要扎扎实实。这也是社会竞争的一个规则。机会均等,在机会面前,谁是真正扎实的人,谁才会成功。类似的还有“明打明”,即光明正大的意思。这些词汇反映了当时的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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